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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的博客

国计民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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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房地产、开发区等局部过热是政府主导的  

2007-03-09 16:25:58|  分类: 媒体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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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讨论2004年怎样防止可能的经济过热时,许多学者和部门提出加强审批、控制投资规模等传统的政策手段。我们知道,以此思路出台的调控措施,可能会陷入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治疗市场经济病症的局面。那么,进入2004年后,宏观调控应当怎样操作呢?日前,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中华工商时报:众所周知,2003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局部过热的现象,房地产、开发区、城市建设等行业投资过度,理论界提出宏观调控方式必须转型,那么,为什么需要转型?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进行战略性的转变和调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控制资源的现状发生了变化。

2003年的投资增速过快,房地产、开发区、城市建设等局部过热,是政府主导型的,还是社会投资主导型的?十分明显,局部经济过热是各地政府主导性的。这次经济局部过热中,各地政府可控和可利用的资源为:1、农民的土地被便宜征用后零地价,甚至负地价出让,用土地的低成本来招商引资,搞开发区,搞城市建设,搞房地产,搞城市经营;2、各地许多工程项目预算不足,由工程队来填支,最后形成对农民的欠资,实际是挪用,甚至剥夺农民的吃饭钱,来搞建设和发展;3、近1亿外出农民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反过来说,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高增长建立在中国1亿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成本的基础上,我们在挪用未来的养老钱在发展今天的经济;4、地方政府拿政府这块金字招牌借钱来搞开发区,城市基础设施、大楼、广场等建设,许多地方并不考虑以后政府财政的还款来源,一些地方搞公共建设所借的债其地方财政据测算几十年都还不完,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5、迫使,或者诱导政府目前还能控制的国有企业上项目。从投资增长的政府和非政府结构看,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并不十分理想。

中华工商时报:我们注意到,最近您撰文提出“2004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过热的十大原因”,那篇文章只提出了不可能过热的原因但未提出从决策层角度的调控措施应如何转变。在您看来,新的战略对策应该是怎样的呢?

周天勇:我提出的思路是,从火上浇水,改为釜底抽薪;从计划经济动不动就审批的办法,改变为通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规范农民工用工和工资制度、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来防止2004年经济可能会出现的过热。这不仅使宏观调控向着科学化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且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

中华工商时报:是不是像您曾说过的,从根本上讲,防止政府推动主导性的经济过热,要将生产建设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要将生产建设型的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财政,要将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发展转变为非政府投资主导投资的经济发展。

周天勇:是这样。我认为,2004年的宏观调控,战略上讲,首先,需要关注失业可能继续严重-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需求不振的关联问题,从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振兴消费需求,来实现就业、收入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其次,对于治理开发区、城市建设、房地产等局部经济过热,应当采取釜底抽薪的治疗办法;再次,对于政府投资能力减弱、外商投资不确定、出口受退税下降的影响,尽一切政策来调动民间投资替补,防止经济下滑。对此,我提出的六条建议具体策略为:

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调整投资结构,改变基础设施、资本密集产业、房地产等投资比重过高,劳动密集产业和中小企业投资比重过低的格局,从而改观增长速度高而增加就业少、收入增长不明显、消费不振等局面,改善就业-收入-消费,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过去有关部门曾经上报中央称中国中小企业有近4000万个,有7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这是虚假的数据。综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分析研究,我国2003年6月底时的全国城乡全部企业为1163万个,每千人企业8.9个,城镇只有47%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与发达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40-55个,劳动力的65%-80%在中小企业就业,差别太大。

二是在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可能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尽快清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大幅度减少审批和收费,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设想,减轻投资者和企业的税费综合负担,及早出台设备投资增值税抵扣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从而替代政府主导型投资萎缩可能造成的经济过冷。

三是本着让利于农民,维护农民权益和其制度化的精神,应当坚决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领导关于土地征用、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农民工工资清欠的有关意见,应密切注视因此而形成的发展成本上升而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采取相关的补救措施,适时调整,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四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实施轻税费负担的财政政策,国债项目要保持其连续性,以保证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慎用,并要考虑征地制度、农民工资清欠和农民工社保等政策出台的釜底抽薪和经济紧缩效应,要以从宽的货币政策弥补其可能造成的经济下滑。特别是要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创业投资、担保公司、企业信用等融资体系。

五是慎重对待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采取人民币汇率不进行调整,而进行征地制度改革和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样即可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汇率升值收缩转移为土地和农民社保成本上升收缩,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是有利的。如果继人民币汇率升值,再加上土地和社保成本上升,则很难避免经济陷入萧条。

六是中央宏观调控要加强对地方,特别是地县级政府借债搞建设,上政绩,发展经济的控制。从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改为对地方举债的监测和审批。一般来说,因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和非收益性,除非财政未来能还本付息,是不能借债搞城市道路、排水、路灯、图书馆、广场、政府大楼、公交等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建筑的。这是一个经济学和财政预算学上的常识性准则。因此,需要出台全国性的控制地方政府举债的法律,中央和省一级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要经常性地检查地县级财政负债和还款情况,举债一定要由财政预算专家评估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不能仅仅由市地县领导说了算,将地方政府的借债和财政破产风险,预防和控制在先。否则,各地大规模举债搞经济建设的政绩偏好和冲动热情,必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04)

中华工商时报    文/张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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